“女性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近日，《传媒领秀――影响中国传媒的28位女性》编著出版，书中人物既有“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也有传媒高端权威；既有学界精英，也有声屏丽影。

      掩卷深思，琢磨淬砺出传媒女性成功“七宗最”：重人、至爱、唯美、修德、行善、守诚、贵真。世以人为最“人文”谓何物，语言乃其宗；情境臻绝唱，鸟兽其能工？对传媒来说，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境界：

      人性境界：对人类价值的追求。传媒所倡导和注重的人文关怀，它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标尺，以大众为中心，表现为个人、群体、自然之间的健康互动、自然和谐，彼此相互理解，从人文的视角来思考中国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

      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文化关怀。

     传媒致力于打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通道，倡导文化的开放性，立足民族文化，包容世界优秀文化，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去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2）情感关怀。

      通过对一个个个体、小人物、人性本质的关注和温暖的文字，极力让受众可以获得精神慰藉、尊重和关爱的美好世界；

     （3）成长关怀。

      传媒提供的经验、思想和情感的信息，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似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古老的阅历和新鲜的体验都可能与之遭遇。

      （4）社会关怀。

       传媒始终注重通过文化的传播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关怀，多年下来，积累、延续成为一股力量，通过传播、接受、认知、作用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作用于个人、社会，成为进步的促进力。

      理性境界：对真理价值的追求。这里的理性实际上是广义的科学精神，所谓“心存明月，不惧天黑。”这种精神可归纳为三个要素：（1）好奇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新闻也是这样，好奇心是记者探索的原动力；（2）头脑的认真。一种认识是否成为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推理是否合乎逻辑；（3）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为生民立心，为天地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这一步，头脑与灵魂便相通了，新闻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记者，他会自觉不自觉地从民生的视角去表达对社会的关注，会以平和的心态、平等的意识同对象交流。

      超越性境界：对生存价值的追求。超越性境界首先体现在一种关怀精神上，它总是与人的某种终极追求相联系的，这种终极追求的召唤，能够让人抛开眼前的利益纠葛，承受住来自于内外界的各种身心压力，用一种类似于宗教一样的虔诚心态去为自己所信奉的事业追求做出牺牲。记者既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又有对社会底层的关怀。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新闻事业是一种境界、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种信仰和终极的托付。

      人以爱为最

      古往今来，中外先哲无不视爱为社会的灵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讲“王道”，都以爱为核心。因此，传媒和传媒人之爱，应当是深沉的、博大的，映照着、温暖着整个世界和人类。就像《圣经》所说，因为我已被祭奠，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第一，无私忘我之爱。“忘我”者，才能像一滴水溶化在大海里一样，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私奉献之难点在于“无私”二字。正如布莱希特所说：“无私，稀有的道德，因为从它身上是无利可图的。”一个优秀的新闻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其实这也是一切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第二，物我合一之爱。王国维说“一切写景皆是写情。”与此相映衬的是“一切写作都是写我。”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物我合一是心理发展的最高境界，任何人不论在哪方面的修养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那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这里的物，既可以指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也可以单指某一方面的事物。“我”指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影响“物我合一”主要因素是人认知不足或人的个人的主观需要，如名利等。由王国维阐发的“一切写景皆是写情”，可以推论：一切写作都是情景合一、物我合一。

      第三，天人合一之爱。学者别林斯基说：“爱的心灵是智慧的思维，爱自身在实际的幸福方面播散着它所表现的力量。”爱是自我完善，也是帮助他人完善。“情爱其中，大爱其外。”传媒女性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天人合一的现代价值就在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正因为如此，她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就好像她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身怀天人合一之爱，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爱以美为最

      何谓美？赫拉克利特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庄子则认为：“朴素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对新闻事业而言，如果说“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忧心为政，真情为文”“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是微观之美，那么，宏观之美需要条分缕析：

      一、传媒品质要履行四重责任之美。首先，传媒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担当稳压器的责任。传媒要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和谐社会的逐步完善。其次，传媒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预警器责任。让人们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达到意见的一致，是传媒公共领域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人民群众表达权，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表现。再次，传媒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责任。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和“公民”“党员”这两种身份相比，记者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是第三位的，不讲公德、没有起码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也无从说起。最后，传媒要有效运用对外传播，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扬声器责任。“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我国的实际情况。融入世界的主流传媒，高扬我国传媒的强势之声应该成为所有华语传媒共同的追求。

      二、记者品行要具备五种能力之美。一是高度敏感的观察力，能及时认知社会的、时代的、国家的、国际的变化；二是要有深刻的洞察分析思辨力，目如锥利方透隙，能够从复杂混乱的社会现象表征中找到事情的本质；三是要有社会活动能力，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公关能力，能够和各行各业的采访对象最快地融合、沟通；四是要有文字表达能力，快而准确地表达采访内容。做记者节奏要快，采访完了就成文发稿，要造就“传媒奥运会”上的“抢道意识”和“冲线意识”；五是要有知识拓展能力，三教九流、天文地理都能知晓，而且能够触类旁通，最大限度地延伸到文章中去，增加文章的厚重感。总之，记者要练就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深邃眼光，从微观看到中观、宏观的广阔眼光，从今天看到明天、后天的前瞻眼光。

      三、文章品位要递升六级层次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云：“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因此，第一级层次给人以刺激，第二级层次给人以休闲，第三级层次给人以信息，第四级层次给人以知识，第五级层次给人以思想，第六级层次给人以美感。“没有不朽的物质，只有不朽的思想”，讲可读性不可不讲思想性，讲趣味不可不讲品位。福楼拜说：“词句愈是紧跟思想，效果就愈是美好。”有思想性的可读性、有品位的趣味，才是真正为读者所喜爱的可读性和趣味。“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达到词义“双美”，应该是我们新闻写作要追求的目标之一。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文章家大都是最高的两级层次，也就是拨动了时代发展最紧的那根弦，发出历史的最强音。造就一篇好文章，绝不仅仅是靠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

      美以德为最

      德，人之本，政之根，国之基。“德者，得也。”辛弃疾有词曰：“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从《论语》《史记》到唐诗宋词，从《新青年》《大公报》《新华日报》到《中国的西北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东方风来满眼春》，千百年来，这些道德文章深刻影响了千百万人，有力地推动了历史进程，这28位传媒女性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方面，以德执政。德具有感化他人，陶冶情操之效。德国诗人歌德曾言：“只有对自己所表现的东西也怀着深情的时候，你才能淋漓尽致地去表现它。”“德”的弘扬，关键在为政者，正人先正己。《道德经》说：“德成于中，礼行于外。”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这样，孟子便由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推己及人，由个体扩充到国家，由德育最终实行德治。领导干部为人处世注意保持博大胸怀，宽容一点，谅解一点，豁达一点，糊涂一点，要能够听得进、容得下、想得开。对此，我们想起160年前马克思曾告诫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官员：“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官员的职能在管理，主要在“做”，说出真理不是他的职责。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话，要说出令人茅塞顿开的话，要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说”就是舆论对权力的一种制衡。说真话难免会得罪人，既然选定了当记者，就堵死了做官的路。

      另一方面，以德弘法。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重视道德践履，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学者也有“感情移入”一说。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很大差异：法律的效力等级高于道德，法律和主流道德在内容上基本是一致的，越是在民主的法治社会，法律就越是合乎道德、科学。我国《宪法》第27条、第35条、第41条、第47条、第126条、第131条充分保障了传媒的职业道德，即新闻自由的权利。新闻自由是个法律概念，是指传媒在法律范围内报道新闻、发表意见的自由，对新闻自由主要依据法律加以限制，超越法律的限制就是对自由的压制。马克思说：“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只能是虚幻。”恩格斯也说：“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公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根据宪法条文和其他规定，我们可以为新闻自由的发展树立以下目标：一是传媒可以评论执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二是传媒可以评论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施政活动；三是传媒可以独立负责地揭露和批评贪污、贿赂和徇私枉法。

      德以善为最

      在德中，以善心善行为本。“善”，是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传媒作为一种资源、一种社会力量，跟水性是非常接近的。它无所不在，在现代社会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传媒人力资源管理视野下人才开发的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第一分层是传统的专业型传媒人才；第二分层是职能类管理人才；第三分层是职业经理人才。这三种分层之大善升华为三种意识：

      一、专业型传媒人才要有问题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现代传媒对专业型人员的要求与从前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也正是传媒人才培养的重点：一、传媒人才的人格要求。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二、传媒人才的专业自觉。谁对于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及传媒影响力。三、传媒人才的基本风格。专业的视角、专业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将帮助受众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二、职能类管理人才要具备品牌意识。在传媒品牌建设中，没有优秀的人才比没有资金更可怕，一定要把人才发展战略置于优先考虑的重点，切实搞好品牌发展战略与人才战略的有机结合及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人才创造性和能动性潜力的开发，又是促成品牌成功运营的强大武器。的确，在眼前这个喧闹、多元、文化断裂的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身影是人们的共同感受。在中国的传媒领域，人们对固化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效果之间的断裂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大量的节目产品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克隆。凤凰卫视恰巧诞生在需要文化重构和创新的年代，在努力寻找如何亮出自己品牌的时候，喊出了“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文化”的口号，亮出了自己的旗帜。

      三、职业经理人要具备通才意识。职业经理人即传媒业务经理人，传媒管理者的高层代表，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节目制片人、报业传播业务项目经理、出版界项目负责人等。这类人才与职能人员、专业人员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综合性，突出的职业特征是能够融媒体传播与经营管理的知识和能力为一体，是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从核心竞争力来说，传媒职业经理人是熟知中国传媒国情，懂得运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知识、经验及技能，以传媒经营管理为职业的人。其应该具有三种能力：把握体制和政策的能力，有政治头脑和制度意识；熟悉新闻业务的能力，掌握编辑和采编等基本新闻业务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懂得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财务学等基本经管知识。时至今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传媒经营管理型人才逐渐受到重视。

       善以诚为最

     《中庸》云：“诚即真实无妄。”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时把“诚”直接解释为“实有”，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诚信自古就是核心道德之一，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新闻事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传媒文化的职业要求是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方式和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评论方法。这是传媒的报道和评论获得公信力的有效途径，采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方法有利于传媒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我们亟须用先进的传媒文化确保传媒诚信度，应该从以下“三观”着手：

      一、崇尚受众观。中国的传媒同英国BBC一样属于国家所有，不同的是，BBC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存在的同时，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体系保持着一定的张力，而中国的传媒是隶属于政治体系的新闻宣传部门，社会效益和政治责任优先于经济效益，其诚信度除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外，还来源于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特殊职能。马克思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在担当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又是人民的“喉舌”，既与政治体系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又要监督前者的运行。这种双重角色具有同质性，因为在中国，执政党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宗旨，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二、强化自律观。新闻自律是新闻事业高度发达普及、实现大众化传播并与社会各领域发生更密切关系之后的必然产物。新闻自律应当是新闻界必须一直坚持的准则，而并非是对高度发达的新闻界的要求。美国在媒体自律方面有不少经验：第一，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颁布了“新闻法规”，比较全面地界定了媒体自律的基本要素，包含了责任、自由、独立、真实、公正等准则。第二，在美国新闻界有来自于行业外的监督组织：一个名为“媒介研究中心”的机构自198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抵制自由主义偏见的政治平衡带入国家的新闻媒体中，还有来自于专业组织的批评，专业组织坚持认为，新闻工作者在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力方面面临问题时应提高自身的技能并勇于面对法律的挑战。第三，对美国新闻界自身而言，它最大的职业特色就是奉行陈述事实与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闻报道部门与新闻评论部门分立，文体和版面分离。美国的报业自律之所以起到了规范传媒的作用，跟美国新闻界的自觉意识自然分不开。实际上，我国缺少的不是一个自律的准则，而是对准则有效的执行机制。

      三、摒弃低俗观。近一段时间，低俗之风在一些报刊、图书、广电、网络中呈抬头之势，传媒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新闻工作者在治理新闻低俗化中具有重要责任。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应该用过硬的品质修养和良好的行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迎合低级媚俗之风的借口与盾牌，让糜烂的精神垃圾腐蚀大众的灵魂，污染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必须科学界定“低俗”概念，旗帜鲜明地划清“低俗”与大众文化、与“三贴近”的界限；必须建立有政府主管部门、传媒、行业协会以及受众代表参加的传媒道德监控机构，构建评估传媒低俗与否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促进监管手段的法制化、科学化和可操作化，将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传媒自律、行业规范、社会舆论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遏制传媒低俗化的网络式的制约机制。

      诚以真为最

      “真”是诚之精髓。大真无言，大真为美。古人治史，讲究“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齐太史”“董狐”等也被孔子赞为“古之良史”。这种“良史精神”对今天的传媒人来说不无具有深入反省和践行的现实意义。

      提倡史学家的求真精神，就要做到新闻真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传媒有天然的使命，要及时准确地为受众证实和核查那些芜杂的信息。真实，才是感动人心的持久力量。“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记者首要的品格就是要有正义感，能够代表社会的良知与百姓的心声。这样的记者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正义在身，不管你官居几品也没他大，休想以权势压住他的声音。这种强大首先来自于记者的信仰，而“真”应该成为所有记者的第一信仰，它超越种族、国体、政体、主义，乃至于时代。

      提倡史学家的求真精神，就要做到言论客观。邹韬奋这样说：“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意识形态、法律体系、社会规范日趋和畅的环境下，传媒应当在言论立场上追求客观的原则，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使受众对许多事物不再感觉那么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圣化、妖魔化。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因此要“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谁给一顶乌纱帽；无所惧，就是行为检点一些，不怕别人抓辫子，有了这两点，才能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提倡史学家的求真精神，就要做到效果平衡。早在230年前，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就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今天，传媒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加速转型期，如何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理论上有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考姆斯与肖提出的“议程设置”假说和1973年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学说，逐渐印证了现实中存在着话语霸权和话语歧视的现象――传媒唯利益集团马首是瞻，弱势群体淡出传媒视野……受众所向，传媒必须有质疑的精神，有平衡的意识，有高超的现场调查能力，要让沉默者说话，为无言者立言。

    （王永亮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